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 充斥课堂的中国学生是双刃剑

美国加州某大学，一门有关中国诗歌的本科生课程，我是“潜伏”在课堂里的判分助理。学校规定60人以上的课设教学助理一名，帮助授课和判分，40人以上60人以下的课设判分助理一名，只负责批改作业。两种助理都由研究生担任。因为判分助理不抛头露面，平日隐藏在课堂里，学生们也不认识，最适合我观察教学。走进教室时里面已经满满当当，周围嘈杂而又兴致盎然的中文聊天声让人有种身在国内的感觉，默默打量了一下，只看到一两张“外国人”的面孔在人群中若隐若现，按理说美国的土地上留学生才是外来者，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全是中国人的班级里，谁又是“外国人”呢？

“……这课简单么？”

“听说作业不多。”

“就指着你了。”

“我也不会啊！哈哈哈……”

学生们大声地开着玩笑。直到上课铃响，这40人的课堂上只有四张外国人面孔。当然只靠看脸来判断是不准确的，比较可靠的方法是浏览学生名单，来自中国大陆的很好辨认，姓名都是汉语拼音。如果是美籍华人，一般是中国姓外国名，而来自其他华语地区的，姓氏的拼音方法不同。教授上课的开场白印证了我的感觉——根据学生名单，全班只有四个外国人。或许在有些人眼里，美国大学课堂挤满了中国学生是一幅美好的画面，对于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美国学生，不出国门就可以拥有被中国学生包围的学习体验。而对于我——一个同样来自中国大陆的东亚系博士生，眼前的场景令人心情复杂。

在美国大学中，中文课程分为两种：语言课（language course）和文学课（content course），一般由学校的东亚语言文化系开设，这篇文章讨论的中文课主要是指文学课。语言课的内容是汉语的听说读写，仅对母语非中文的外国学生开设，有些学校会将最基础的语言课细分为“有背景”（heritage）和“无背景”（non-heritage）两种，前者主要针对华裔家庭的子女——他们在美国出生长大，以英语为第一语言，但耳濡目染能够听说甚至读写一些简单的汉语；后者针对从零开始的、无任何中国文化背景的学生。也有的学校不做此区分，只单纯按学生的汉语水平划分班级。无论如何，母语为中文的学生都不能修读美国大学里的汉语语言课。相比之下文学课则无此限制，虽然个别高难度的课程可能需要学生达到一定的现代汉语或古代汉语水平，但这一门槛主要为外国学生设置，绝不会把母语是中文的学生拒之门外。正因如此，中国学生充斥美国大学里的中国文学课堂，而在这些学生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又占绝大多数。由于中国大陆学生的庞大基数——就我所在的这所加州著名公立大学而言，中国大陆的学生占国际学生的70%左右——他们可以对美国课堂的学生结构造成颠覆性的改变。

为什么中国留学生对选修中国文学课程如此热情高涨？和我同在东亚系的一位美国同学有多年给中文课做助教的经验，学期伊始，他都会请学生们“诚实地谈一谈为何要选这门课”。“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都说他们需要挣学分，而且他们希望从另一个视角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他告诉我。

美国大学生“挣学分”的负担很重，以我所在的大学为例，本科生需要修满180个学分才能毕业，而其中至少60个学分需要来自大三、大四的高阶课程，因此学生每个“学季”（在美国西岸许多大学以一个季度为一个“小学期”，又称为“学季”）需要上三至四门课。加上作业、考试、实习、打工、求职等，四年的时间相当紧迫，课程表总是满满当当，因此很多学生选某一门的理由都是自己本学期必须拿到若干学分，而这门课的时间与其他需要上的课不冲突。

同一时间可以选择的课也许有好几门，到底如何抉择就看个人兴趣和规划。“想从另一个视角了解自己的国家”固然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正如梁漱溟所说：想要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对于人类过去的历史，未来的前途，能够全盘观测，而寻出中国文化在那里面的价值。过去的中国人，不易于认识中国人文化，因为他们“处在局中，又缺乏其他不同文化的对照”。如今的中国学生，尤其是留学生，已经有优越的条件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研究中国的。然而这个愿望是否真的可以代表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想法？而在上了这门课后，他们是否真的能达到这一目的？

就我个人在美国的学习和工作经验来说，虽然有许多中国学生因为兴趣而选课，但不可讳言的是也有人为的是轻松完成任务和拿到学分，因为“中文课会简单一些”。当然，倾向于选择难度低、工作量小和容易通过的课程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绝不仅限于中国留学生，然而这些课程对中国留学生而言真的很轻松吗？

中国学生上中文课可能具备两个优势：语言优势和知识背景优势。无论学习哪个国家的文学，能够熟练阅读原文都大有裨益，但个别学生想依靠母语来逃避英语水平的不足是完全行不通的。美国大学开课针对所有文化背景的学生，因此所使用的材料100%是英语材料。学生需要阅读文学作品的英译版本、相关的英语研究，最后的课堂作业和考试也要用英语完成。举例来说，一门课上要求读李白的诗歌，如果学生只读中文原诗而不读其英译，就无法在作业和考试中引用和讨论其内容，而老师会要求学生阅读相关英语文献，其中涉及的专业词汇和概念对所有的学生来说都是新的，而对母语非英语的中国学生来说难度则更大些。

中国学生的知识背景是否可以成为一个优势，也有待商榷。首先，中国学生在美国课堂上难以照搬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理解。美国大学的课堂不注重记忆，而是引导学生锐意创新，例如选取《水浒传》中的一段写成英文小剧本，或者将最喜欢的一句中国古诗画成一幅画。即使小时候就读过这本书或是会背这首诗，也未必会比其他学生做得更好。另外，海外汉学有自己的研究角度和方法，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也不一样。老师都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素养，能够判断学生的回答是否具有深度和原创性。在一堂讨论鲁迅小说的课上，中国学生很容易说出鲁迅在“抨击封建制度和旧社会”这样的套话来。老师则会问你：到底什么是“封建”？英语中的“feudalism”和汉语中的“封建”是完全对等的吗？这篇小说是否还有其他主题？前人学者是如何研究这篇小说的？你同意他们的看法吗？而在中国就思考过这些问题的本科生恐怕为数不多。

既然没有谁可以“赢在起跑线上”，为什么许多中国留学生会有中文课很容易的印象？究其原因，很多中国人原本就对海外汉学这一学科知之甚少。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每当有新的中国朋友知道我在美国读中国文学时，几乎无一例外会进行三连问：“你的老师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那他会说中国话吗？那说的有中国人好吗？”姑且不谈口语技能是否可以完全代表一个学者的知识水平和思想深度，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认识中，海外汉学还是等同于学说中国话。事实上，海外汉学是一门精深的学科，而美国的中国研究又有其鲜明特征。这一学科起源于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因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成为汉学研究的重镇，学者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承袭欧洲传统，注重经典，使用他们研究罗马、希腊等文明古国的方式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另一派则是以哈佛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为首的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者群，探讨清代以来的中国制度。二战以后蓬勃发展的美国汉学是在“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兴起的背景下产生的，区域研究以国家规模的区域为对象，注重一个地区的特色和与其他地区的比较，综合考虑其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有极强的跨学科特征。近些年来，人类学、生命科学甚至信息技术等学科都对美国汉学研究具有极大的影响。相比之下，中国和欧洲的研究还是以传统的文史哲为主流。所以，美国本科生的中国研究类课程有极强的学术性，具体来说有交叉学科、紧跟时代、注重思辨等特征。

对汉学研究的不了解会使人产生错误的轻视，而假设“中国人在中文领域就是最好的”本身也是一个谬误。我很尊敬的余泰明（Thomas Mazanec）教授在其“翻译中的中国：理论、艺术和历史”课上给本科生举了一个幽默的小例子：“著名作家、《变形记》的作者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是波西米亚犹太人（Bohemian Jew）。波西米亚犹太人有特定的外貌特征。你们知道吗？我的家族也有波西米亚犹太人的血统，我有个表兄长得和卡夫卡一模一样！但这能说明我或者我表兄比在座的各位更了解卡夫卡或者《变形记》吗？这种误区叫做种族本质主义（Ethnic Essentialism）。”简而言之，一个人对某种文化的了解和种族并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和其所处的环境与所受的教育有关。一个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人，完全可以比很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文化，反之亦然。海外汉学是一个国际化的学科，是一个开放的竞技场，这之中当然有数量可观的中国学者，但也有大量外国学者处于顶尖位置。就像在许多和中国不直接相关的人文和科技领域，也有大量的华人学者成绩斐然。因此我们不可因为自己的华人血统，就假设自己在哪些课堂上有优势和劣势。

毋庸置疑的是，除了一小部分在动机和态度上存在些许偏差的中国留学生，也有很多人真诚地想要学习和了解海外汉学。而中国学生充斥课堂的现象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冲击，我在东亚系的一位中国同学这样说：“现在课堂上基本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同学，首先我感到有点失望。因为来美国学习就是想要了解一些局外人的思路和观点，如果课堂上没有外国同学的视角就有些遗憾；其次我担心海外中国研究的未来，如果没有相关背景的美国学生不愿意来上课，或许因为他们不感兴趣，中国研究在美国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比较偏的专业。”中国学生的急速增长，对东亚系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二战之后美国许多大学设立了东亚系，主要从事中日韩三国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东亚系似乎蓬勃发展，最直观的变化是数量增多了，规模也扩大了，但东亚系在诞生之初几乎没有中国人，而如今中国学生的比例激增，有时一门课全班学生都是中国人，首先人数的增加未必代表质量的提升，其次学生成分趋向单一，在注重多样性（diversity）的美国，可能会使东亚系的地位进一步边缘化，无法进入主流学术界。

总而言之，对于美国大学里中文课上的中国留学生，中国背景是一把双刃剑，也许能够激发兴趣、减少阻碍和提高效率，也可能滋生骄傲自满、投机取巧和心浮气躁；而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蜂拥而至的中国学生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第一手经验无疑是宝贵的，另一方面，美国的中国研究类课程——无论是本科的通识教育还是研究生的学术训练，都需要思考如何适应这一巨大变化和随之而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