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自少年就活跃诗坛,还创办了洪范书店,在文学翻译上也有建树。
汉学家马悦然曾评价杨牧为“有中文血液的诗人中写得最好的。”
杨牧曾表示,“文学应该是一个更普遍的东西,这就是我的信念。
我们来一起来回顾杨牧先生生前跟北大陈平原教授的对话,以下是一些摘录和整合。它们有关诗歌,有关教学,有关立世,有关做人↓↓:
把字和文讲得清清楚楚才是真学问!
北大教授陈平原曾提出了“诗歌如何教育”的问题,因为即使在北大,目前教授诗歌的传统也面临挫折,怎样才叫进入诗歌的意境,又怎样才能把诗歌讲得有学问?
杨牧认为,让学生了解诗、欣赏诗,需要追溯中文本源,基本的文学史观念是基础。他结合柳宗元的《江雪》一诗,说明进入详细文本分析的重要性。“进入每一个文字,把每一个字统统弄得水落石出。至少要看看为什么是千山,为什么要鸟飞,为什么绝,为什么万径人踪灭。”
老师每堂课要花15分钟讲典故,就能帮学生找到方向
杨牧还强调,胡适提出的“不要忘说典故”令他印象非常深刻,老师每堂课只要花15分钟讲典故,就可以帮助学生找到创作方向。“我现在觉得典故还是可以用的,作诗不能必典故,但典故是有力的,可以使你在两三行间传达出三五首诗的不同意义。”
‘归去来兮,胡不归?’胡不归是什么?你细查字典后发现,这个句子从《诗经》里来,有典故。接下来就是‘为君之故’,就是整个意思连在一起的东西统统走在你前面来。”
诗人的公共性与独立性:院长要代表教授对付校长
陈平原结合自己做北大中文系主任的经历,问杨牧:一个特立独行、才华横溢的诗人进入体制,又面对着这么庞大的学术机器时,如何协调?
杨牧说他在东海大学做院长时,常和一些朋友讲,做院长应该可以有两种途径,一个是做系院长,一个是代表校长去管院系。他要做院长,就是代表院里的教授去对付校长,把大家的意思表达给校长。“我大致上选择第二种,不是去管人家。”
诗人并非都是横空出世:大学对于诗人成长有意义
陈平原谈到北大从五四开始,便没有中断过诗歌写作传统,但是很多诗人成名以后不太承认大学对于他们的意义,强调自己的横空出世。
杨牧回应称,自己的运气比较好,并不是一头就栽进各种研究课程里。先是碰到了徐复观,给他很多给养,而后在伯克莱遇到陈世骧,“他相信做诗比做学问还要好。他看我有时候不做了,他就举例说你不要像谁谁那个样子,学问都不做了多可惜啊!”杨牧回忆到,徐复观先生开过《中国人性论史》的课程,讲课的时候,人气凌厉。拿一只粉笔在黑板上一直敲,我下课后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杨牧还表示,自己重视古文传统,“虽然我学不到古文的那些功夫,但是知道古文内部的那些力量,那些骨骼,那些肉。我觉得这对我们学白话文有极大极大的好处。要把白话文学好,只学这一百年来的最好的白话文大家的风格是不够的。还要回去学韩柳文。至少把《古文观止》看一遍,或者看五遍,要有真正体会也许要看十遍。”
知识分子不能死读书
杨牧认为,诗人也可以选择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并不是死读书、闭门做研究。
他说:“知识分子不只是挖知识,而不思考别的事情,不体察社会问题。知识分子要把研究跟创作、观察等结合在一起,我想那样才是一个知识分子。”
做诗人是自然而然的事
杨牧说,自己成为诗人是自然而然的事,他不可能在十几岁时就刻意追求成为一名诗人。
他说:“并不是我要作诗,而是因为我受了山、水、云彩、海等的感染,觉得自己需要接近大自然。当时,在空屋子里穿过的时候,我仿佛感到有人在鼓励我必须从事创作。”
趁这个长假,读一读他的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