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1400万进城务工随迁子女教育再生产困境

家庭化迁移已成为当前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8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规模从1167.17万人上升到1424.04万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指户籍登记在外省（区、市）、本省外县（区）的乡村，随务工父母到输入地（同住）并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也被称为流动儿童。

随迁子女的社会流动受家庭背景和教育体制的共同影响。家庭是随迁子女社会化的起点，也是获取城市外部资源的支点，缺少家庭的庇护会降低家庭资本的价值和影响。能否被纳入均等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则直接决定了随迁子女的教育分流。

2017年3月至6月，中国地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汪传艳研究团队在杭州、中山、贵阳和武汉四个流动人口聚集城市进行了田野调查。汪传艳以上述四城的20所学校3677名五至八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了学生问卷、家长问卷和访谈提纲的调研方式。最终获得学生有效样本3677个，家长样本3346个，其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有效样本1817个，随迁子女家长有效样本1671个。访谈学生、家长、教师以及学校行政人员120余人。

汪传艳、中国地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徐绍红在《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再生产：基于“双重脱嵌”的视角》（《青年研究》，2020年第一期）一文中从“脱嵌”视角考察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同时脱嵌于教育体制和家庭关系的现象，阐释了“双重脱嵌”是如何影响随迁子女教育再生产。

在论文的总结部分，汪传艳提出：在社会转型时期，未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两年，汪传艳跟踪了调研学校两个班级学生初中毕业的去向。她告诉澎湃新闻,两个班68名学生中，15.9%学生未继续求学，68.2%就读于中职，6.8%回老家读高中，9.1%留在流入地读高中。

以下为论文选摘：

“双重脱嵌”是由黄炳欢、李煜等学者提出，其本质是融入问题，是结构性地位的获得和归属感的建立。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面临着“双重脱嵌”的困境。第一种困境是“家庭关系脱嵌”，这种“脱嵌”不是指随迁子女从家庭实体场所中抽离出来，而是指他们在情感上缺乏“家庭感”，对父母和家庭存在疏离感。

另一方面，随迁子女在流入地面临着入学和升学政策上的差别对待，不能享受户籍学生的同等待遇，游离在常规教育体制之外，即“教育体制脱嵌”。“家庭关系脱嵌”和“教育体制脱嵌”的双重风险，最终通过学业失败使随迁子女复演父辈的阶层地位。

家庭：随迁子女教育再生产的逻辑起点

家庭社会资源和中国户籍制度是影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流动的两个最主要因素。随迁子女父母能否实现职业地位向上流动以及能否突破户籍障碍是随迁子女能否在流入地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关键。

（一）随迁子女父母阶层地位较低且流动性差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产业工人和个体工商户是进城务工人员从事的两大主要职业。此外，在流入地从事农业劳动也是进城务工人员的一个主要选择。由于性别特征，母亲为商业服务人员或无业、失业人员的比例较高。

从务工年限看，69.1%的调查对象务工年限在10年及以上，务工年限低于5年的仅7.8%。从工作更换频率看，27.1%的调查对象从未更换工作，44.8%的调查对象换过一到两次工作，超过3次的仅为12.1%。

由此可见，随迁子女父母主要从事低端工作，工作期限长且较为稳定。这也说明，随迁子女父母的长期努力并没有带来职业层次的向上流动，随迁家庭很难跨越阶层的边界。

（二）随迁子女父母定居意愿较强但难以获得本地户籍

从社会分层角度看，户籍制度的核心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资源之间建立起秩序，是我国公民身份地位等级化的制度性根源。

对家长样本总体情况的统计结果表明，原户籍为本地户籍的家长占31%，本省外市户籍的占25.1%，外省户籍的占43.8%。当前三类户籍的比例分别为37.3%、22.5%和40.2%。可见，仅有6.3%的流动人口获得了本地户籍。从定居意愿看，进城务工人员定居意愿强烈，48.1%的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定居，仅有12%的明确表示回老家。

定居意愿和实际落户情况的强烈对比表明，虽然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定居大城市意愿，但只能徘徊在自由流动的边缘，并没有发生实质身份的改变，流动人口及其子女仍需面临户籍制度藩篱下的不平等待遇。

（三）家庭关系“脱嵌化”的一般表现

随迁家庭从传统社会中“脱嵌”出来，在“再嵌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依据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形成家庭阶层地位，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状况又通过影响父母的学业支持进而影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学业表现。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在互动频率上，20.6%的随迁子女从不主动跟父母谈心，64.9%偶尔会主动跟父母谈心，仅有14.4%的经常主动跟父母谈心。从父母角度看，经常主动跟子女沟通的比例仅有53.6%。在亲密程度上，表示跟母亲、父亲亲近的随迁子女分别为78.4%和63.2%。虽然亲子关系融洽的随迁家庭占绝对多数，但仍有21%至37%的随迁子女与父母关系淡薄，规模较为庞大。在沟通内容上，随迁子女父母的关注点较窄，主要是向子女询问学习情况（82.8%），关注子女生活问题的父母占57.4%，关注子女情绪情感和交友状况的父母仅有34%。

随迁子女父母进入城市后，由于生活压力大、工作繁忙等因素，导致他们与孩子的沟通频率低、时间短、主动性不强。中山市TY校一位班主任告诉调研人员。

父母一般都在工厂打工,没有时间照顾他们。父母回来，孩子有可能已经睡了，一天到晚和父母可能是零交流，所以他们不愿意和父母吐露心声，他们觉得和父母没话说。

随迁家庭与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落差也会降低父母文化资本的价值及其家庭的影响。可见，随迁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对家庭环境和父母能力产生了自我判断，怀疑并挑战父母权威，影响了家庭资本的传递和价值。

（四）留守经历所引致的“脱嵌”现象

按照新的定义标准，具有留守经历的随迁子女主要是父母双方外出务工、自己曾留守老家的随迁子女。这类儿童占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总数的77%，表明绝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具有留守经历。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留守老家时，仅有19.8%的父母会在3个月内回一次家，45.3%的父母半年到一年回一次家，超过一年才回一次家的父母占18.1%。从日常电话联系频率看，49.1%的父母会两三天跟留守老家的子女联系一次，33.8%的父母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跟子女联系一次。过低的联系频率降低了留守子女对原生家庭的归属感，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调查显示，9%的随迁子女表示留守老家时跟在外务工的父母关系很差，48%的随迁子女跟父母关系很一般，16.4%的随迁子女曾有被抛弃感，30%的随迁子女经常有孤独的体验，22.6%的随迁子女表示无人指导学习，11.6%的随迁子女留守老家时处于无人监护状态。

这些具有留守经历的儿童进入城市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学校融入或社会融入问题，而是如何融入新的家庭环境。调查显示，19.3%的随迁子女表示进城后不太习惯跟父母一起生活；21.6%的表示进城后父母并没有更加关心自己；仅有53.5%的表示跟父母关系比留守时有所好转。

（五）流动中的留守者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群体中，除了具有留守经历的群体外，还有一类特殊群体。由于省内流动没有高考自主命题和招生录取的障碍，一些流入地政府对省内流动的随迁子女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这就激励了随迁子女父母将他们安置在省会或其他城市，由老人或亲戚代为照管，自己则外出打拼。这类随迁子女既脱离了本土生活环境，又在流入地缺少安全的家庭心理环境，表现出严重的“脱嵌”倾向。

（六）家庭关系“脱嵌化”的影响

父母与子女的互动时间如同教育投资，缺乏足够的时间投入，家庭资本就无法籍此进行代际传递。虽然随迁子女父母具有较高的教育期望，但他们的具体行为却截然不同。

此次调查显示，19.1%的父母希望随迁子女能获得大专学历，58.8%的父母希望随迁子女能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但从实际行动看，29.1%的父母一年仅辅导几次或从不辅导作业；15.7%的父母一年仅跟子女讨论过几次有关学校的事，能够与子女一周讨论一次的父母45.5%；一年内从不向学校询问子女表现和仅询问几次的父母占48.9%；一年内从不为子女购买课外书和仅购买几次的父母占46.4%。从家庭藏书量看，41.3%的家庭藏书量不超过10本，85.7%的家庭藏书量不超过50本。

“脱嵌化”的家庭关系不仅影响到家长的教育参与，也影响了他们的教育选择。杭州市XH学校的校长谈到：“虽然都是打工的但也是分批的，有想法的、有能力的、对孩子教育比较重视，他们会选择去城里比较好的地方，在附近找一个学区租房子，他也能把孩子送进去。”可见，家庭关系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随迁子女能否从家庭中获得必需的支持，也使得教育选择及其后果截然不同。

教育体制：随迁子女教育再生产的制度助力

在中国属地化的教育管理体制下，流入地政府通过不平等的教育机会分配制度制约了随迁子女的向上流动。

（一）教育体制“脱嵌化”的一般表现

从调研情况看，随迁子女在现实情境中不同程度地遭遇到各种政策性排斥。贵阳市SJ中学校长坦言，“虽然政府嘴上喊得很凶，但并不是真的想关心随迁子女，至少三年前还设置了很多门槛，需要四、五项手续才接收，少一项也不收，因为解决本地生源都有困难。现在稍微好一点，不要求太多条件了，但贵阳市的随迁子女只能就读普通高中或中职学校，不能报考示范性高中学校，并且他们需要回原籍参考高考”。

值得注意的是，随迁子女的就学门槛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其他门槛的存在为前提，这就使得表面上的宽松掩盖了背后的苛刻。

以中山市为例，根据规定，满足“初中三年完整学籍、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广东省居住证》以及社保”等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报考所有高中学校。然而，随迁子女如何才能达到“三年完整学籍”的要求？另据规定，初中一年级的招生对象为中山市小学应届毕业生，小学一年级的招生对象为本镇区常住人口年满六周岁的适龄子女，中途不接受插班生。这就意味着，只有在小学一年级就进入中山市教育系统的随迁子女，才有资格参加当地中考。此外，该文件还规定，随迁子女是排在本地户籍子女、政策性借读生之后的第三类招生对象，须按照父母积分排名、积分入学指标数和公办学位总数进行统筹解决。

（二）教育体制“脱嵌化”的影响

随迁子女在入学和升学过程中所遭遇的制度性排斥，最终以学业失败的形式将随迁子女导向阶层再生产。严格的异地升学政策使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看到了学校教育的“天花板”，促使他们放弃了升学的努力，不再重视学习成绩。课题组曾采用统一命题的标准化测试试卷测量初中随迁子女的语、数、外三科的学业成绩，统计结果表明，随迁子女三门课程的平均成绩均显著低于本地学生。

即使没有异地升学政策的强制性分流，各类隐性排斥性政策也会影响到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的学业成就。如武汉市虽然规定随迁子女在入学、考试和录取等方面享受户籍学生同等待遇，但只能就读政府指定学校，这些学校往往是城市薄弱学校，为随迁子女失去学业竞争优势埋下了伏笔。

杭州市随迁子女的就学政策相对宽松，允许满足基本条件的随迁子女报考各类高中学校。然而，绝大部分随迁子女最终流向了社会认可度较低的中职学校。

布迪厄指出，学校系统的组织和运行按照多种编码，持续性地将社会方面的不平等转化为学校方面的不平等，又通过考试这种技术选择的外衣，将学业等级转化为社会等级，从而将使社会等级的再生产合法化。被放逐到二流的中等教育，只不过是延迟淘汰的机制，是社会秩序试图在时间中加以延长，从而掩饰了对下层阶级的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