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谁在定义“被害人有罪论”？

（原标题：人民法院报：谁在定义“被害人有罪论”？）

原标题：人民法院报：谁在定义“被害人有罪论”？

近日，高校对女性的安全提示屡屡引发争议。

中国美术学院《新生安全知识手册》在性侵害产生的因素中仅罗列了“女生自身的内在因素”，如注重打扮、长相漂亮、处事轻浮、无力自卫、意志薄弱等。引发网友质疑后，作为内容出处的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生安全知识读本》表示将予以修改。

此前，广西大学“女生安全攻略”就曾引发社会热议。该攻略建议女生“不要穿过分暴露的衣衫和裙子，不低胸、不露腰、不露背，防止产生诱惑”。

而另一端，深圳公安曾于2018年向女性公开宣告：“世上好看的小裙子，你尽管去穿！地铁上的色狼，我们来抓！”与之相望的是，北京公安32支猎狼小组自成立以来，累计拘留流氓滋扰人员840余人。此前中国银保监会一李姓处长在“猎狼行动”中被当场抓获，被行政拘留10日。

如何合理而不冒犯地提示女性远离性侵，除了犯罪预防外，也被纳入性别偏见、“受害者有罪”等宏大讨论。一方观点认为，以上提醒仅在从既往经验提示女性远离风险，不是歧视；而另一方则认为，性侵应当归责于男性，防止男性实施性侵，比防止女生穿吊带更重要。

被害人不因受性侵而有原罪

事实上，“被害人分析”一直是犯罪观察中的重要课题，也是犯罪预防的必要考量。从实证角度对风险特征进行分析并预警无可厚非，这样的公开提示是否可取实际上取决于两个要素：

第一，“打扮”“漂亮”“轻浮”“暴露”是否和性侵发生有科学、合理的因果关系；

第二，提示是否能够传达科学理念，助力犯罪预防，而非助长偏见。

图片来源网络

可能有人会觉得：难道“漂亮暴露轻浮容易被性侵”不是一个常识？

这个“常识”来源又于哪里呢？可能来源于影视作品、幸存者偏差，也可能来源于迫切需要指摘被害人有错，来获得“如果我没错就不会被侵犯”的安全感。

将性吸引力作为性侵原因，忽略了性犯罪和正常性行为的区别：性犯罪中对性的满足方式是异常的，不仅仅在于个体差异，还在于在认知心理中产生了不正当的生理需要和性欲冲动。在犯罪动机中，除了性需求，还包含自我确认、自我展示、充实生活、征服他人、报复等诸多层面，已不局限于性，也不能简单地和性吸引力挂钩。

理论之外，在对性侵犯案件的实证分析中也无法找到性吸引力维度的论证。而提示女性注重在夜晚和夏季提高防范，是完全合理的，因为统计表明北半球国家强奸等性犯罪从三四月开始递增，六七月达到高峰，冬季则明显减少；嘱咐在交友中提高警惕也无可厚非，“熟人强奸”在性侵案件中比例极高，在上海市某区的统计中， 85.11%为熟人作案（金泽刚、朱严谨：《性犯罪被害人特征实证研究》），而根据2010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披露，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中40%为“约会强奸”。

但将“意志薄弱、难拒诱惑”作为诱因，则是一种以偏概全。性侵总体可以分为暴力性性犯罪、性违法行为、性变态行为，在相关调研中，136起案件中有114名性犯罪人使用暴力手段，居前手段为持刀、扼颈、捂堵口鼻（金泽刚、朱严谨：《性犯罪被害人特征实证研究》）。我们不鼓励在面对暴力犯罪时一味强行抵抗，更不能将受害人“胆小懦弱”当做犯罪诱因。

新的“常识”也在崛起。2018年比利时“What were you wearing？”展览中展示了18套被害人被性侵时所穿的衣服，包含了T恤、裙子、衬衫、长裤、运动服等。这些普通的衣物显然与所谓的“性吸引力”无关。

“What were you wearing？”展览。图片来源网络

当有人试图桃色性侵犯罪，将性吸引力、抵抗不力与性侵关联时，我们首先应当记得，这是一种血色的暴力犯罪，和抢劫、伤害并无本质不同，被害人不因受侵犯的是性自由而有原罪。

注意，在被侵犯的性自由中，既有女性的性自由，也有男性的性自由；有成年人的无力抵抗，也有孩子的不知抵抗。2015年8月29日，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被变更为强制猥亵、侮辱罪，法律开始认可男性也是性侵的被害人。

这当然不是说受害人分析或风险预警毫无意义，而是说我们应当以切实减少性侵为目的，进行科学而友善的提示。在信息传导的链条中，表达被解读为善意，往往比出于善意表达更重要。

“她漂亮、她穿吊带，她被性侵了，但不是她的错，是他的错”，和“她漂亮、她穿吊带，她被性侵了”也许将导致完全相反的结论：前者导向“小裙子你尽管去穿，色狼我们来抓”，而后者导向“不要穿暴露衣衫，防止产生诱惑”。

为何会有“归咎被害人”的观点？

事实上，不局限于性侵犯罪，归咎被害人乃至被害人自我归责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交通肇事、入室盗窃、激情杀人，部分被害具有强烈的突发性和偶然性；但我们同时执着于在消极事件和意外中探讨为什么。“荡妇羞辱”“受害者有罪”的观点不能简单等同于性别歧视、道德优越，背后亦有在面对不确定风险时，旁观者急于通过归责他人来营造心理暗示：

“只要我不这样，我就不会被侵害。”对于受害人而言，自我归责的情绪冲动则更加强烈，证明“我有错我活该今后我能避免”似乎比“我没错我倒霉”更利于自我的重建。

而性侵的特殊性则是，男性确实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的性自信：女性拒绝的举止被男性解读为“半推半就”，在司法实践中十分常见。在相关调查中，23%的女性报告自己曾被强迫进行性行为，对应的男性则只有3%承认进行过强迫性行为（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

在这种特殊的性心理差异和受害人心态下，大张旗鼓的“女性无罪”尚不能有效保护女性、消除耻于求助、报警的受害暗数，何况是言未尽意的“安全提示”。

更令人担忧的是，如同犯罪人会形成标签而重复犯罪，被害人同样会由于社会观念将受害者身份自我内化，对性侵容忍，进而可能再次被害；而罪犯则通过羞辱将性侵合理化，可能再次实施性侵。

通往地狱的道理，往往由善意铺就。在追求美的国度里，在青春流淌的园地，视美与青春为危险，是一种遗憾。

关爱女性、预防性侵犯罪，猎狼需要，提示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