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1年6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版将正式实施，其中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
这是“性教育”一词首次被写入法律中，在从事儿童性教育研究工作32年的刘文利看来，这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意味着未来学者做研究、媒体传播，普通大众在交流时就不需要再躲躲闪闪或是拿一些词替代。”
但同时，刘文利也指出当前在我国学校开展性教育还“步履维艰”，课时、师资、教材和教学效果监测等问题都是目前在落实层面遇到的挑战。
她提醒学校要避免将“性教育”做成单纯防性侵教育，并呼吁基础研究先行。性教育包括什么，如何开展适合未成年人年龄的性教育，在保护儿童方面能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都需要学者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做研究，进而去影响政策决策。
刘文利期待未来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接受性教育，并希望性教育能够作为一门课程在学校开出来，有课时、有教材、有老师教、有效果监测。
谈学校性教育现状 处于可有可无状态
南都：据你观察，目前我国学校性教育开展情况如何？
刘文利：目前学校零零星星在开展，更显出生命力的是那些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成员觉得性教育、性别平等重要，然后主动找到学校帮助学校培训老师，老师再在课堂上通过他的学科教学来体现性教育的一部分内容。
南都：为何会这样？
刘文利：因为很多人觉得在学校开展性教育很困难，可能也没有太多的人愿意知难而上啃学校性教育这块硬骨头。也有一些人看到学校开展不了，就到校外去开展，很多家长也愿意花钱让孩子学习性教育知识。
南都：此前国家也有一些政策鼓励学校开展性教育，但为何落地还是很难？
刘文利：我们国家其实并不缺性教育政策，在学校教育中，我们和性有关的一些内容放在了健康教育这个大框架下，我也认为目前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科建制上，把性教育放进健康教育是可行的，目前不太可能设立性教育的独立课程。
2011年出台的国家级课程标准《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就是健康教育的载体课程，里面规定一个学期可以有6到7节课的课时来讲健康教育，同时又规定刮风下雨不适合在教室外面上体育课的，可以在教室里上健康教育课。
这种规定其实就是把健康教育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实际上在实施的时候很多学校根本就没有健康教育课，就弄一些考试科目或者上自习。而且我们师范院校也不培养健康教育师资，这都是现实的问题。所以性教育放进健康教育中，健康教育又在学校开不出来，连师资都没有，可想而知性教育怎么可能在学校里落实。
谈性教育学科融合 师资培养难以实现
南都：教育部最近提出将把健康教育从体育与健康课中单独列出来，构建一个大中小幼一体化的健康教育的内容体系。在此基础上组织专家录制相关视频，帮助学校开展健康教育工作，这可以破解上述难题吗？
刘文利：如果只是在课堂上播放视频，这可能不是一个有效的教育方式。尽管看视频进行性教育的方式有它的优势，它可以让更多的人受益，也不用培训老师。但我不知道这样的教育效果要怎么去监测和评估。
而且在这一套课程里，我也不知道性教育能放进去多少内容，现在《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和《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里跟性有关的内容非常少，但全面性教育内容非常丰富。这些内容要依托健康课或其他课程，都是很难融入进去的，所以这也是特别大的一个难题。
南都：像你提到的，现在还有一种主张就是把性教育的很多内容融合到不同学科里，比如说生物学科肯定会讲到生殖系统。
刘文利：但我觉得不能这么去看，这是生物课学科本身就有的。还有人说语文课可以把性教育内容融进去，比如在一个爱情故事中，可以讲性别平等，妇女应受到尊重等。但是在语文学科中是将这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去欣赏，不太会从性的角度传递性教育中可能会传递的一些价值观，道德与法治的课更有自己学科的特点。
另外，谁来教这个学科？这相当于要对所有学科的老师进行培训，这个培训量太大了。我们在实践中和一些老师合作的时候，发现很多老师基本的社会平等观念都比较缺乏，性别刻板印象非常深。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愿望，但是从我们国家目前师范院校培养师资的专业设置来说实现不了。从国际研究角度来看，有证据证明独立授课的性教育的效果是最好的，融合教育的性教育效果很难监测到。所以课时、教师、纲要、教材、教学效果监测的问题，都是在落实层面上我们遇到的一系列挑战。
南都：那家长层面呢？
刘文利：学校还要担心家长反对，有一个家长站出来说不行，可能这个学校就不上这性教育课了，校长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性教育一直是可上可不上，不上没人管的状态。而且性教育还有它的敏感性，学校会担心讲深了，讲多了，讲早了。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人们对性教育的认识短时间很难去改变，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做性教育的传播工作，希望能看到这些传播性教育的文章或者是能看到这些性教育视频的人，也能思考或者反思一下：如果你是家长，要不要对你的孩子进行性教育？如果进行性教育，你跟孩子聊什么，怎么聊？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校接受性教育，你作为家长是什么样的态度？
谈学校性教育落地 呼吁基础研究先行
南都：要解决课时、师资、纲要、教材等一系列问题，看上去好像更关键的是要由上面来确立性教育的学科地位？
刘文利：这是理想状态，问题是短期内不太可能确立性教育的学科地位。我不认为我们要等上面的指示，现在困难就是这么多，作为学者一定要找到自己做事的空间，哪怕是一个缝隙，把做的这些积累起来，比如发表科研成果，或者研发教学材料，做实验性的研究，这些都会为未来中国性教育做一些比较奠基性的工作。也许有一天教育主管部门意识到要拿出一定的课时来开性教育课，我们所做的研究就能够在政策制定层面上起到一些支撑作用。政策怎么出来的？一定是很多最佳实践的综合，效果好，家长反映好，学生也很喜欢，老师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再从政策上给予支持。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基础研究要先行，不能等着一个政策出来再去行动，做研究要有前瞻性，有预测，知道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将来社会发展需要什么。
南都：性教育入法后，你对我们国家性教育的未来有怎样的期待？
刘文利：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接受性教育，一方面来自家庭，另一方面来自于学校、媒体。他们能从学校学习比较全面的、科学的、准确的性知识，培养相关能力、态度和价值观。
我还特别希望性教育能够作为一门课程在学校开出来，有课时、有老师、有纲要、有教材、有效果监测，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我不知道这条路要走多长时间，我只知道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可能看不到路的尽头，那个尽头可能就是我生命终止的那个时刻。但是有其他人一起来做这件事儿，这条路大家继续走，总能看到光明的、有美好前景的那一天。
南都：我注意到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微信公众号“爱与生命”也会关注类似卫生巾互助盒等公共事件，这些跟性教育有什么关系？
刘文利：我觉得性教育比较复杂的在于它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和社会发展、文化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太可能把性放在一个很孤立的环境中去单独讨论。
这些事情应该说跟我们每个人都相关，如果都不去关心这些权益受到侵害的人，不支持他去获取他的权益，那可能有一天你就是被侵害者，权益的受损者，到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人来替你做主张。
所以我觉得一个社会要往文明的方向去发展，一定是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关心周围发生的这些事情，为利益受损者去主张他们的利益和权利，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健康地发展，人才能有尊严地活着。
南都记者 吴单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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