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自杀警报涌向学校

最小的自杀者年仅9岁

在美国内华达州克拉克县，警报如潮水般涌来。

自2020年3月学校停课以来，监测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预警系统向当地官员发出了3100多条警报，提醒有学生想要自杀、可能在伤害自己，或是急需心理支援。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截至2020年12月，该县已有18名学生自杀。

克拉克县被迫决定，尽快让学校开学。《时代》称，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这个第五大县仍然严峻，但今年1月第三周，当地学校董事会还是批准了小学低年级学生和“有困难的学生”返回学校。

全美各地的督学面前都摆着这道难题：如何权衡面对面授课的益处与公共卫生成本。督学们看到教职员工生病倒下，也看到了将近一年的停课给孩子们带来的损失。学生自杀率上升使解决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切。

“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新冠肺炎病例数。”克拉克县督学杰西·哈拉对《时代》说，“必须想办法对孩子们伸出援手，安慰他们，照顾他们。我们必须给他们带去一线希望。”

《时代》指出，2020年全美自杀数据尚未出炉，不能简单地将青少年自杀归咎于学校关闭。不过，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DC）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疫情时期，青少年因心理健康原因赴急诊室就诊的比例确有上升。一项针对美国40多个州各年龄段人群的调查显示，与心理健康有关的求助电话数量在疫情中有所增加。

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自杀也是不可预测的，很难归结于特定原因。疫情使情况愈发复杂，也使自杀的因果关系更加难以确定，但在CDC研究暴力、创伤对儿童影响的格里塔·马塞蒂表示，“绝对有理由担心（疫情的影响），这是有道理的”。她指出，数百万儿童依赖学校获得心理健康服务，现在这些服务几乎消失了。

哈拉说，在克拉克县，为期9个月的抗疫封锁中共发生了18起学生自杀事件，比去年同期多了整整一倍。最小的自杀者年仅9岁。

一名学生留下字条，说自己不再抱有任何期待。

“我觉得自己负有责任。”哈拉对《时代》说，“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这些孩子因何而死

据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2020年夏天，当特朗普总统要求学校复课时，时任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警告称，关闭学校将给公共卫生造成“严重恶果”，其中之一是青少年自杀率上升。心理健康组织和研究人员也发出了类似警告，然而，当时美国的政治气氛极为紧张，这些警告被视为夸大其词的恐吓，民众不予理会。自杀学生的家长说，将自杀和关闭学校联系起来几乎成了禁忌。

去年4月，布拉德·亨斯特布尔在家乡得克萨斯州阿莱多埋葬了12岁的儿子海登。两天后，他制作的视频在他宣称“我儿子死于新冠病毒”后走红。但他说：“事情不是你想得那样。”

亨斯特布尔对ABC谈起了儿子在疫情封锁期间的烦恼。海登想念朋友和足球，在孤独中沉迷电子游戏，最终上吊自杀，那天离他的13岁生日只有4天。

海登的故事被父亲拍成了短片《不到13岁》，该片在网上的点击量超过1亿。以海登的名义创建的一个组织引起了全美国父母的共鸣。

ABC称，去年秋天，当大多数学区决定继续封校时，越来越多的家长强烈反对。马里兰州一名14岁男孩于去年10月自杀，父母描述了他听到学校迟迟不肯开学的消息后如何走向绝望。去年12月，加利福尼亚州一名11岁男孩在网课中途开枪自杀。几周后，缅因州一位父亲将儿子的自杀归咎于疫情封锁。

“我们知道儿子很难过，因为他再也不能参加学校的活动，没法踢足球了。”杰伊·史密斯告诉当地电视台，“但我们没想到，情况会这么糟。”

《时代》称，拜登总统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加快疫苗接种，扩大病毒检测，花费数十亿美元帮助大多数学校在他上任的100天内重新开放。

到那时，克拉克县的30多万名学生离开学校已有一年。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戴口罩、接种新冠疫苗和开放学校，是他上任第100天内的3个主要目标。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学生、家长和老师各有各的绝望

与很多学区一样，克拉克县的学校集中资源填补对学生心理服务的缺口。以往负责抓逃学的官员开始负责健康检查；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加班工作；教师接受培训，在网课中观察学生的心理状态；学校的会计成了与验尸官办公室的主要联络人……

去年7月，克拉克县启动了“信标警报系统”项目，就自杀风险发出预警。通过分析学生们在学区发放的iPad上所写的文字、搜索的内容，该项目在去年6月至10月间发出了3100多条警报，提示有学生在研究如何自杀、自残，给此类消息回帖，或是寻求帮助。

洪水般的警报促使当地在去年11月升级了预警系统，对学生状态进行24小时监控。“积极规划”自杀、自残的学生，会受到人工干预。

“我的手机24小时不离手，晚上几乎睡不了觉。”哈拉对《时代》说，“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学校得开学。”

一名12岁的学生用iPad搜索“如何制作绞索”，校方立即出手干预。这一事件令他的家人震惊。

为了保护这个孩子的隐私，《时代》称他为“拉里”。

为了准备第二天凌晨上早班，拉里的父亲晚上7点就上床睡觉了。晚上10点左右，他被学区打来的电话吵醒。随后，他冲进儿子的房间，发现拉里的脖子上套着由多根鞋带编成的绞索。

拉里的宠物狗在疫情中死了。他的爷爷说，拉里在网课中表现很好，但已经“受够了”。谁也说不清“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只知道这个男孩反复念叨“我想念朋友们”。

“他应付不了漫长的孤独。”拉里的爷爷说，“他不是那种孩子。拉里这样的孩子需要去学校。”

克拉克县68所学校参与了一个试点项目，展开面对面的心理咨询服务。目前，该项目已对30多名考虑自杀的学生进行了干预。

约翰·安扎隆是参与此项目的塞拉维斯塔高中的校长，严峻的现状令他“惊呆了”。他对《时代》表示，学生们压力沉重，尤其是那些工薪家庭的孩子，他们的家庭受到旅游业崩溃的严重影响。

“这些孩子只能靠自己。有些孩子得帮忙养家糊口。”安扎隆说。

刚上完12个小时的班，阿德里安娜就接到了儿子所在高中校长的电话，说她儿子表达了自杀的想法。

在疫情中，这名14岁男孩的父亲破产了，两名亲戚去世，其中一人死于新冠肺炎。阿德里安娜每周工作70个小时，即便在家也无法陪伴儿子，因为大量家务等着她做。

“他觉得自己被抛弃了。”阿德里安娜说，“他觉得生活失控了，觉得自己是个负担。他喜欢帮助别人，逗别人笑，但现在他认为自己很失败。”

2020年春天，阴影岭高中的辅导员科琳·尼利给一名男孩发了封电子邮件，告诉他，她为他感到自豪。尼利从他九年级开始就指导他。《时代》称，这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年轻人，曾有一个星期睡在学校附近的公园里，学校员工给他提供食物、被褥，后来帮他找到了收容所。为了去麦当劳打工，有些日子他只上半天课。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下定决心要念完高中。

在那封邮件里，尼利恭喜他“马上就要达成心愿了”。到了夏天，离毕业只剩两周时，一通电话告诉尼利，那名男孩开枪自杀了。

“我总是在想，如果他能接触到老师、同学和我，结果是不是会不一样？”尼利流着泪说，“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这些自杀事件不止影响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它们也影响着我。”

哈拉理解这种感受。

“我再也不想收到这些警报了。”他说，“我对这些家庭已经无话可说。我不想抱怨什么，但我总忍不住想：我做得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