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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新批判主义”：超越鲁迅的批判层次？

　　易中天师弟、残雪之兄哲学教授邓晓芒旧作新版——“新批判主义”：超越鲁迅的批判层次？

　　尽管他只是易中天的师弟，但成名后的易中天却在很多场合提到，自己受到了他极大的影响，甚至表示自己一度想到这位师弟的门下读博士生。如今，他和周国平两人，被很多人认为分别代表着国内黑格尔研究和尼采研究的最高水平，只是较之更为公众所熟知的周国平，他很少“抛头露面”而已。最近，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了他十几年前写的三本书——《灵之舞》、《人之镜》和《灵魂之旅》，使得这位学院派教授引起了广泛关注。他说，这使他“有一种复杂的心情”，因为“终于有更多的人关注我说的那些事了”。

　　文/本报驻上海记者刘放

　　“我在为打工仔们提供哲学依据”

　　邓晓芒，生于东北，在长沙长大。初中毕业即作为知青插队落户到了湖南最南边的一个小县城，白天和农民一起出工劳动，晚上挑灯读书，“看小说，读海涅的诗，马列经典著作都看了很多遍”。几年之后，中国大地上涌动“美学热”，但邓晓芒却觉得，所有他当时读到的美学书，好像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于是就自己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美学简论》，阐述了一种朴素的观点：“美就是美感，美感就是情感的共鸣。”还写了一篇长文寄给李泽厚，对他的美学观点提出了率直的批评。李泽厚非但不以为忤，还复信对这位自学成才的年轻人表示赞赏。

　　1979年初秋，邓晓芒才以31岁“高龄”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正式开始自己的研究生生涯。邓晓芒在进入大学的时候，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了，“在大学里固然学到了更多知识，但我的观点一直没有变，只是表述方式改变了。”事实上，易中天硕士毕业时的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就是受到了邓晓芒上大学前写的那篇《美学简论》的极大启发。

　　有感于这个时代的肤浅与喧哗，邓晓芒在10多年前就举起了“新批判主义”的旗帜，他认为，鲁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批判最深刻最有力的人，但鲁迅的批判还停留于“国民性”的层次，而他自己的批判则试图超越这个层次而抵达“普遍人性”的层次。邓晓芒说，当前的知识界基本上就没什么思想可言，“只想着怎么能够出风头、出名，完全坠入名利的枷锁里去了”，“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一种思想，能够使我们中国人的眼界有一个提高。我觉得我的思想跟这个时代是合拍的，和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我的学问是在为打工仔和打工妹提供一种道德上、伦理上、哲学上的根据，人生观的根据。”对话邓晓芒——

　　“易中天不算是公共知识分子”

　　广州日报：在国内当代作家中，您的妹妹残雪向来被视为一个独特的存在，您怎么看待她的创作和她所引发的争议？

　　邓晓芒：说到残雪，前不久我跟她聊了三天三夜关于中国文学的话题，可能最近会把这些对话整理出书。我觉得她的文学理念是有道理的，对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都有意义。

　　广州日报：您提及鲁迅的写作是批判“国民性”，您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植入更高层次的人性素质”，“更高层次的人性素质”是什么？

　　邓晓芒：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带有很强烈的“功利”、“世俗”色彩，他希望通过这种批判来振兴国家。我想说的是，这种批判当然需要，但还应该进一步升华，还需要思考更根本性的问题，今天的知识界找不到几个愿意思考这些问题的人，从这点来说，我是很自信的，因为时代需要我的思想。

　　广州日报：您前一阵子的“出走”武汉大学的传闻是怎么回事？有人发出了“武大没落”论，您是怎么看待的？

　　邓晓芒：我只是调任而已，跟武大是否没落无关。我也不觉得武大“没落”，武大的那些事情，中国的所有大学都可能存在。我认同“中国高等教育完败”之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先是模仿苏联模式，现在又慢慢地回到了类似科举时代的那种做法，磨灭人的个性和创造力，虽然一直在尝试改革，却至今还没理出什么头绪来。广州日报：您怎么看待易中天的话题性和争议性？

　　邓晓芒：我很欣赏易中天，不过，我没有他那样的口才，所以不可能像他那样做，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来影响、吸引人。有一种说法称，易中天近年来正在从一个大学教授向“公共知识分子”转型，其实，我不觉得他算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并没有去做什么“为民请命”之类的事情，他只是在普及一些常识而已。

　　邓晓芒

　　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人。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直接从德文翻译、研究和解读康德哲学，创立“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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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新批判主义”：超越鲁迅的批判层次？

　　易中天师弟、残雪之兄哲学教授邓晓芒旧作新版——“新批判主义”：超越鲁迅的批判层次？

　　尽管他只是易中天的师弟，但成名后的易中天却在很多场合提到，自己受到了他极大的影响，甚至表示自己一度想到这位师弟的门下读博士生。如今，他和周国平两人，被很多人认为分别代表着国内黑格尔研究和尼采研究的最高水平，只是较之更为公众所熟知的周国平，他很少“抛头露面”而已。最近，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了他十几年前写的三本书——《灵之舞》、《人之镜》和《灵魂之旅》，使得这位学院派教授引起了广泛关注。他说，这使他“有一种复杂的心情”，因为“终于有更多的人关注我说的那些事了”。

　　文/本报驻上海记者刘放

　　“我在为打工仔们提供哲学依据”

　　邓晓芒，生于东北，在长沙长大。初中毕业即作为知青插队落户到了湖南最南边的一个小县城，白天和农民一起出工劳动，晚上挑灯读书，“看小说，读海涅的诗，马列经典著作都看了很多遍”。几年之后，中国大地上涌动“美学热”，但邓晓芒却觉得，所有他当时读到的美学书，好像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于是就自己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美学简论》，阐述了一种朴素的观点：“美就是美感，美感就是情感的共鸣。”还写了一篇长文寄给李泽厚，对他的美学观点提出了率直的批评。李泽厚非但不以为忤，还复信对这位自学成才的年轻人表示赞赏。

　　1979年初秋，邓晓芒才以31岁“高龄”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正式开始自己的研究生生涯。邓晓芒在进入大学的时候，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了，“在大学里固然学到了更多知识，但我的观点一直没有变，只是表述方式改变了。”事实上，易中天硕士毕业时的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就是受到了邓晓芒上大学前写的那篇《美学简论》的极大启发。

　　有感于这个时代的肤浅与喧哗，邓晓芒在10多年前就举起了“新批判主义”的旗帜，他认为，鲁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批判最深刻最有力的人，但鲁迅的批判还停留于“国民性”的层次，而他自己的批判则试图超越这个层次而抵达“普遍人性”的层次。邓晓芒说，当前的知识界基本上就没什么思想可言，“只想着怎么能够出风头、出名，完全坠入名利的枷锁里去了”，“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一种思想，能够使我们中国人的眼界有一个提高。我觉得我的思想跟这个时代是合拍的，和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我的学问是在为打工仔和打工妹提供一种道德上、伦理上、哲学上的根据，人生观的根据。”对话邓晓芒——

　　“易中天不算是公共知识分子”

　　广州日报：在国内当代作家中，您的妹妹残雪向来被视为一个独特的存在，您怎么看待她的创作和她所引发的争议？

　　邓晓芒：说到残雪，前不久我跟她聊了三天三夜关于中国文学的话题，可能最近会把这些对话整理出书。我觉得她的文学理念是有道理的，对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都有意义。

　　广州日报：您提及鲁迅的写作是批判“国民性”，您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植入更高层次的人性素质”，“更高层次的人性素质”是什么？

　　邓晓芒：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带有很强烈的“功利”、“世俗”色彩，他希望通过这种批判来振兴国家。我想说的是，这种批判当然需要，但还应该进一步升华，还需要思考更根本性的问题，今天的知识界找不到几个愿意思考这些问题的人，从这点来说，我是很自信的，因为时代需要我的思想。

　　广州日报：您前一阵子的“出走”武汉大学的传闻是怎么回事？有人发出了“武大没落”论，您是怎么看待的？

　　邓晓芒：我只是调任而已，跟武大是否没落无关。我也不觉得武大“没落”，武大的那些事情，中国的所有大学都可能存在。我认同“中国高等教育完败”之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先是模仿苏联模式，现在又慢慢地回到了类似科举时代的那种做法，磨灭人的个性和创造力，虽然一直在尝试改革，却至今还没理出什么头绪来。广州日报：您怎么看待易中天的话题性和争议性？

　　邓晓芒：我很欣赏易中天，不过，我没有他那样的口才，所以不可能像他那样做，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来影响、吸引人。有一种说法称，易中天近年来正在从一个大学教授向“公共知识分子”转型，其实，我不觉得他算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并没有去做什么“为民请命”之类的事情，他只是在普及一些常识而已。

　　邓晓芒

　　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人。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直接从德文翻译、研究和解读康德哲学，创立“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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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新批判主义”：超越鲁迅的批判层次？

　　易中天师弟、残雪之兄哲学教授邓晓芒旧作新版——“新批判主义”：超越鲁迅的批判层次？

　　尽管他只是易中天的师弟，但成名后的易中天却在很多场合提到，自己受到了他极大的影响，甚至表示自己一度想到这位师弟的门下读博士生。如今，他和周国平两人，被很多人认为分别代表着国内黑格尔研究和尼采研究的最高水平，只是较之更为公众所熟知的周国平，他很少“抛头露面”而已。最近，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了他十几年前写的三本书——《灵之舞》、《人之镜》和《灵魂之旅》，使得这位学院派教授引起了广泛关注。他说，这使他“有一种复杂的心情”，因为“终于有更多的人关注我说的那些事了”。

　　文/本报驻上海记者刘放

　　“我在为打工仔们提供哲学依据”

　　邓晓芒，生于东北，在长沙长大。初中毕业即作为知青插队落户到了湖南最南边的一个小县城，白天和农民一起出工劳动，晚上挑灯读书，“看小说，读海涅的诗，马列经典著作都看了很多遍”。几年之后，中国大地上涌动“美学热”，但邓晓芒却觉得，所有他当时读到的美学书，好像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于是就自己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美学简论》，阐述了一种朴素的观点：“美就是美感，美感就是情感的共鸣。”还写了一篇长文寄给李泽厚，对他的美学观点提出了率直的批评。李泽厚非但不以为忤，还复信对这位自学成才的年轻人表示赞赏。

　　1979年初秋，邓晓芒才以31岁“高龄”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正式开始自己的研究生生涯。邓晓芒在进入大学的时候，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了，“在大学里固然学到了更多知识，但我的观点一直没有变，只是表述方式改变了。”事实上，易中天硕士毕业时的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就是受到了邓晓芒上大学前写的那篇《美学简论》的极大启发。

　　有感于这个时代的肤浅与喧哗，邓晓芒在10多年前就举起了“新批判主义”的旗帜，他认为，鲁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批判最深刻最有力的人，但鲁迅的批判还停留于“国民性”的层次，而他自己的批判则试图超越这个层次而抵达“普遍人性”的层次。邓晓芒说，当前的知识界基本上就没什么思想可言，“只想着怎么能够出风头、出名，完全坠入名利的枷锁里去了”，“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一种思想，能够使我们中国人的眼界有一个提高。我觉得我的思想跟这个时代是合拍的，和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我的学问是在为打工仔和打工妹提供一种道德上、伦理上、哲学上的根据，人生观的根据。”对话邓晓芒——

　　“易中天不算是公共知识分子”

　　广州日报：在国内当代作家中，您的妹妹残雪向来被视为一个独特的存在，您怎么看待她的创作和她所引发的争议？

　　邓晓芒：说到残雪，前不久我跟她聊了三天三夜关于中国文学的话题，可能最近会把这些对话整理出书。我觉得她的文学理念是有道理的，对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都有意义。

　　广州日报：您提及鲁迅的写作是批判“国民性”，您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植入更高层次的人性素质”，“更高层次的人性素质”是什么？

　　邓晓芒：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带有很强烈的“功利”、“世俗”色彩，他希望通过这种批判来振兴国家。我想说的是，这种批判当然需要，但还应该进一步升华，还需要思考更根本性的问题，今天的知识界找不到几个愿意思考这些问题的人，从这点来说，我是很自信的，因为时代需要我的思想。

　　广州日报：您前一阵子的“出走”武汉大学的传闻是怎么回事？有人发出了“武大没落”论，您是怎么看待的？

　　邓晓芒：我只是调任而已，跟武大是否没落无关。我也不觉得武大“没落”，武大的那些事情，中国的所有大学都可能存在。我认同“中国高等教育完败”之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先是模仿苏联模式，现在又慢慢地回到了类似科举时代的那种做法，磨灭人的个性和创造力，虽然一直在尝试改革，却至今还没理出什么头绪来。广州日报：您怎么看待易中天的话题性和争议性？

　　邓晓芒：我很欣赏易中天，不过，我没有他那样的口才，所以不可能像他那样做，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来影响、吸引人。有一种说法称，易中天近年来正在从一个大学教授向“公共知识分子”转型，其实，我不觉得他算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并没有去做什么“为民请命”之类的事情，他只是在普及一些常识而已。

　　邓晓芒

　　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人。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直接从德文翻译、研究和解读康德哲学，创立“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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