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钱的餐厅
刘强东像很多进城的农民子弟一样,背着被子、脸盆、蚊帐,将亲戚们凑的500块生活费缝在内裤里,倔强地决定要开始独立生活,不再向家里要一分钱。从大一开始,做家教、抄信封,人大男生18号宿舍楼里不熄灯的走廊和厕所边上总是有刘强东“工作”的身影。他曾创下一个周末抄4万多封信封的记录,赚了几百块——而那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也不过300元。
1993年,大二的刘强东以二五折的进价在外面批发精装图书,然后回到人大挨个宿舍推销。随后他迷上了电脑编程。那年代电脑尚是稀罕物,机房24小时空调,地毯天天打扫。刘强东为了学习编程恨不得住在机房,经常是在机房睡到早晨再去上课。学会编程的刘强东又为自己找到了“活计”,给老家的政府部门编了一套电力管理系统,给沈阳的快餐店编了一套餐饮管理系统,赚了不少外快。
因为怀揣着从政的抱负,即便刘强东进入校门就认识到了专业的冷门,但也始终没有放弃专业,到大二时还是系学生会副主席,计划着大三冲击系学生会主席或校学生会副主席的“竞选演说”。
然而因为有同学私下给系里的行政老师送礼,让刘强东失去了他本以为志在必得的预备党员资格。这件事情极大地刺激了刘强东,让他决定放弃从政的想法——“我觉得以我这种较真的性格,真去了政府,是没有能力去保护好一个县的”。
“既然不能够从政,那就去创业。”于是,大三开始刘强东课余时间更加卖力地做兼职、编程,很快,刘强东给自己买了“大哥大”,还花两万多元购置了“人大第一台学生机”。靠着自己积累的一部分资金,又跟父母亲戚借了不少钱,大四时他用20万元现金盘下了学校附近的一个餐厅,做起了“餐饮连锁店”的梦。
刘强东“以心换心”,给餐厅的员工们每人发了块手表,工资翻倍,将住的宿舍从积水的地下室变成了地上的楼房,规定他们不许再吃客人的剩菜,每天要有两荤两素,固定日子还可以喝点酒。
然而刘强东的慷慨并没有换来员工们的忠诚,餐厅两个月后就出现了问题:因为他的放权,采购的师傅会购买高价的食材换取更多的折扣,前台和大厨悄悄不写对账的单子,都变着法贪钱。
最后一个40岁下岗职工实在看不下去了,找到刘强东说:老板,你这么年轻我真没想到。你知道前台的小姑娘和大厨谈恋爱了吗?你知道你为什么赔钱吗?
跟日企学管理
1996年,刘强东的毕业过程可以说是双重的:一方面,1997年以前教育部命令禁止高校学生从事商业活动,为刘强东招来了争议,系里的老师分成两派,开会磋商之后才给刘强东颁发了学位证;另一方面,餐厅的经营失控,让他伤心地宣告第一次正式创业不了了之,背负着欠的债务,陷入了对人性的反思。
为了清还债款,刘强东决定去工资比较高的外企打工。北京老国展的招聘会上,他和另外一个大学生在1000多名应聘者里脱颖而出,被后来的京东副总裁严晓青招入了一家位于深圳的日企,担任“电脑担当”。
当记者问起,当后来他创立京东,三顾茅庐将严晓青拉进团队后,是否问过老严当初为什么会录取他时,刘强东嘿嘿一笑说:“还真没问过他,我觉得我当时应该表现得还不错吧?不像是那么笨的人吧?”
所谓“电脑担当”,类似于后来的网管一职。北京分公司每天要把营业的数据传回给深圳总部,刘强东通过观察管理系统的源代码,“对这个公司管理系统是怎么组织的,怎么管钱的,怎么管货的,钱货怎么一一对应的,行政、后台账目怎么做的,半年多到八个月的时间,我把整个日本人的管理系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随后因为一个同事出了车祸,严晓青又将刘强东调去做了“库管担当”。在这家外企,做库管是被重用的信号,刘强东满心欢喜接受了任命,开始了在仓库里天天加班的日子,有时甚至要一个人搬几百张床垫。
日企的管理十分精细,与床垫配套发放的宣传单每月的误差不许超过5张。日方管理人员曾对他说,“误差”这个词也只是在中国才存在的,因为印刷厂交付的宣传单数量就存在误差,换在日本,“误差”就是“失误”。
日企的管理给刘强东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让他不再纠结于人性的善恶。在做电脑担当和库管担当期间,刘强东的周末永远是加班的,“我那时是公司加班第二多的人,第一多的人叫于庆,他是管钥匙的”。
吃透了库房管理后,刘强东又跟严晓青主动提出去做“客户担当”,“我的一个职位是跟电脑打交道,第二个职位是跟货打交道,从来没跟人打过交道。所以我希望跟客户打打交道。”三个岗位轮了一圈,刘强东的翅膀已经硬了。
在日企的两年,刘强东月薪4000元,除了跟同事AA吃饭外,其余的大多积攒着,加上业余时间继续给企业编程,终于还清了餐厅拖下的欠款。1997年,随着该公司转型“批发商制度”陷入动荡,刘强东干脆选择了辞职——此时,亚马逊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马云正在外经贸部带着团队做交易网站,李国庆注册了当当网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