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养“懒人”？
美国是个地方权力很大的国家。各州的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区别，很少欧洲那种整齐划一的福利制度。在我看来，这是美国的弱点。比如那种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免费幼儿园，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公共设施，恰恰是国民素质的基础。这些，我在《市场到哪里投胎》中有详细论述，自不必多言。让我吃惊的，是网民回应中对福利的痛恨。似乎我们这些吃过福利（严格地说是女儿吃过福利）的都是“蛀虫”，只会“蹭吃喝”，而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最后的结论，就是“福利养懒人”，“懒人”会把整个社会吃穷，把整个国家搞垮。
有一次我对一个愤愤然的网友说：我即使真“蹭吃喝“，也是蹭美国的吃喝，没有伤害中国利益。你们跟着跳什么？再看看美国：那些帮助我们搞到各种福利、助学金、奖学金的人，总是对我们说：“你们走到这里，是了不起的成就。我想象不出自己能够这么在异国他乡闯荡。感谢你们对我们社会的贡献！”
我之所以“自曝”这种“蹭吃喝”的故事，就是希望挑战中国对于福利的传统观念。目前中美都在讨论福利制度问题，左右派论辩激烈。“穷到哪里都丢人”，依然在中国很有市场。欧洲则基本接受了福利制度。在我看来，欧洲文明在这方面明显高出一筹。
我研读过一些欧洲的福利制度史。欧洲人一开始对福利的看法和中国人很类似，觉得福利养懒人，吃福利的都是蹭吃喝的劣等人。比如英国早就有《贫困法》，旨在救济穷人，但又要时时杜绝养懒人，要求接受救济的穷人必须在贫民工厂（Poor House）干活，工作条件比普通工厂恶劣得多、获得的薪酬也低得多。目的就是刺激这些穷人走出去自食其力。一位英国教授回忆，他小时候家边有个贫民工厂，有些老人谈之色变、甚至不要走近那里，看到那房子就魂不附体。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意进去。中国前一段有廉租房不能修私人厕所的讨论，立意和这种贫民工厂非常接近，就是觉得穷人是劣等人，需要这种严酷的管理，否则他们就被养懒了。
后来欧洲人怎么变了？一大因素，就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劳动人口特别是中产阶级高度集中。经济危机一来，许多被大家公认的克勤克俭的“体面”家庭也流离失所。而且这种事情谁都可能轮到。这样全社会就开始反省：贫困是一种不幸，需要帮助；贫困本身并非罪孽。后来全民式的福利在欧洲展开，和这些经验关系很大。
我现身说法，有着同样的意图。如果说“福利养懒人”，吃福利的人都是“蛀虫”的话，那么就看看我这个被养出来的“懒人”好了。我们夫妻二人，在国内大学读的是北大和复旦，高考时都是所在地区（北京和浙江）的前几名。博士也读的是世界最好的学校。“懒人”能这样吗？
记得在耶鲁头几年，每年仅圣诞节和感恩节晚上去导师家吃饭，几乎没有一个假期。离纽约那么近，除了一次到日文书店买书，几年都没有去过。教室—图书馆—健身房—家，这种四点一线的生活，多少年如一日。我从本世纪初“蹭吃喝”开始至今，出版了大约二十本书，在几个报纸开专栏，属于撰稿量最大的专栏作家之一；我在美国大学有全职工作，同时还开办“薛涌留学预备课程”，为一批中国学生进行留美的学业准备；除了这些，我还进行高强度的体育训练，每周跑上百公里，五十三岁能用一个半小时完成半马。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成就。但是，同时干这么多事情，面对这样的工作量，不用说中年人，有几个年轻人能够承担得下来？
我可以不客气地挑战：大多数对我进行漫骂的网民，折腾一辈子也干不成我上述已经成就的诸多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如果我这样的人是懒人的话，世界有谁是不懒的？如果这样一个人在生活的某一阶段也需要社会帮助的话，社会有什么理由对那么接受福利的人侧目而视？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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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