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新中国诞辰70周年,中国教育在这70年中,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规模大发展、人才多元化,教育更加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已成为世界教育第一大国,正在向教育强国迈进。值此普天同庆之际,网易教育将采访在中国教育改革进程中,起到重大推进作用的重要人物和团体,深度分析中国教育改革进程,向祖国70华诞献礼!

张天保:深化改革 教育要为经济建设和科技创新服务

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有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纲领性文献。
它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节点,顺应形势,相继出台,稳步实施,不仅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进步,更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
这两个文献出台的时代背景如何?做出了哪些关键决定?改革成果如何?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进一步改革教育体制、改革育人模式、提升教育质量的繁重任务,它们又将如何发挥指导意义?
本期,网易教育邀请原教育部副部长、国家总督学顾问张天保先生,从文献起草工作参与者的角度,重温《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基本精神。

嘉宾介绍

张天保,教育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

男,汉族,1939年5月出生,山西寿阳人。
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1月参加工作。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教育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
本期导读
采访实录

第一部分:参加《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工作

记者:《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出台的?
张天保:1985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改革开放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逐步转向城市,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加快发展成为迫切要求。
为适应这种形势,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指出,“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并且在这个文件的第九条中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中央将专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随后于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再次指出,“改革经济体制, 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
紧接着,中共中央于1985年5月又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可以看出,这三个文件的相继出台,是相互配套、紧密联系的,目的都是为了贯彻落实改革开放的方针,加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步伐。
记者:《决定》的出台经历哪些主要阶段?由哪些人员具体负责和参与?在这个过程中,让您印象深刻的重大改变是什么?
张天保: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起草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教育部负责草拟文件草案报中央参考。根据中央的指示,教育部于1984年就开始对教育的状况进行广泛的调研,并在教育部党组的领导下,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由时任部长何东昌同志领导,具体负责人是时任科技司司长吴衍庆、高教二司司长刘一凡。文件草案经过反复多次的讨论、修改和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之后报送中央参阅。
文件起草的第二阶段由中央组建的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小组有林涧青、郑必坚、龚育之、张德勤等几位同志,教育部派时任办公厅主任李键和我参与了一些讨论。
这期间对教育部起草的草案中有一个重大改变,就是将原来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提升为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当时还有一些同志担心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定得高了,现在看来,这是中央的一个英明决定,对于提高全民族素质、推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记者:您认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突出亮点有哪些?重要意义是什么?
张天保: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分析了教育的形势,肯定了教育所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深化改革的主要措施。我认为其中比较突出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开宗明义指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强调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紧紧掌握这一条,改革就不会迷失方向。
二是改革基础教育的体制,明确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这一改革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的积极性,大大推动了基础教育的发展。在基础教育方面决定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还确定要制订义务教育法,并且根据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把全国大致划分为三类地区,即城市、沿海各省中的发达地区和内地少数发达地区,中等发达程度的镇和农村,经济落后地区。这种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方针符合我国的国情。
三是提出了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千百万的技术人员和良好的城乡劳动者,并且指出,没有这样一支劳动技术大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设备就不能成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同时决定,改革有关劳动人事制度,实行“先培训,后就业”的原则,今后各单位招工,必须首先从各种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中择优录取。
四是决定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确定了改变高等学校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实行国家计划招生、用人单位委托招生、还可以在国家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三种办法, 改变了政府过分集中、管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病。
五是为了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掌握教育的大政方针,统筹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决定公布后,成立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兼任主任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委员除教育部领导同志外还包括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加强了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统筹协调工作。

第二部分:参加《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起草工作

记者: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哪些新变化?这些变化对人才和教育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张天保: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越来越迫切需要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任务目标也需要更加明确,迫切需要拟定新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纲要》从起草到出台经历了哪些阶段?在不同阶段,都由哪些人员具体负责和参与?
张天保:《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起草工作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8年开始,先由国家教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起草《纲要》草案,在国家教委党组的领导下成立了起草小组,具体的起草事务由时任党组成员、主任助理朱育理和研究室主任郝克明负责,经过半年多的调研、讨论、反复修改,形成草案后报中央参阅。
第二阶段,中央确定成立起草小组,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和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负责指导,起草组具体由时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陈进玉牵头,国家教委派我和黄尧同志参加,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纲要》草案最后经中央讨论原则同意。1992年,根据新的形势又对《纲要》草案进行了修改,最后于1993年2月正式发布。
记者:您认为,《纲要》的突出亮点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实施效果如何?
张天保:这个《纲要》全面规划了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教育改革发展的任务、目标和重点措施。其中我印象较深的有下面几个亮点:
一是确定了要在90年代实现“两个基本”的奋斗目标,即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并且强调要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二是强调“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
三是强调职业技术教育要在政府领导下提倡联合办学,走产教结合的路子。
四是首次提出了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和管理方面达到世界较高水平,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面向21世纪,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的“211工程”。
五是强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办好教育的关键所在,提出了“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的著名论断。
六是在教育经费保障方面,总结了近年来各地改革的经验,提出了“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财、税、费、产、社、基”六种渠道的筹措体制。在筹措教育经费方面,《纲要》还历史性地第一次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用于举办中小学的经费,校办产业减免税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末达到4%。还提出,提高各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八五”期间逐步提高到全国平均不低于15%。
这些重大举措,对于推动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经过近20年的奋斗,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大大缓解了教育经费不足的状况,推动了各级各类教育,特别是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

第三部分:两个重要教育文献的重要意义

记者:这两个重要教育文献已经出台多年,您认为实施效果如何?
张天保:1985年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到现在也过去了20多年。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两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所提出的目标任务和重大措施有不少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
记者: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下,教育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两个文献是否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张天保: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而努力奋斗。当前,经济要转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成为迫切任务,教育要为经济建设和科技创新服务,面临着进一步改革教育体制、改革育人模式、提升教育质量的繁重任务。
与二三十年前相比,尽管很多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这两个文献的基本精神仍然对现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记者:您认为,这种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天保:例如,要十分重视教育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要下力气抓好教育的各项改革,包括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材,使中央确定的教育方针、办学理念和各项改革措施真正落实到基层学校,落实到广大教职员工当中,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育人,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局面。
因为我参与了两个文献的某些起草工作,重温这两个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纲领性文献,仍然受到很多启发和教育。
注:本文同时刊载于《基础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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